严防严治积分兑换的运营商“李鬼”******

李英锋

　　“差点就‘入坑’了。”日前，北京市朝阳区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1月2日，她收到一条积分即将到期的短信，告诉她需尽快打开链接兑换商品，否则积分就会在1月3日清零。她以为是移动手机号的积分，想着以前也兑换过话费，就打开链接看看。但在选完商品、填好地址之后，准备付差价之前，李女士觉得有必要跟10086客服核实一下商品的原价，一核实才知道该活动并非官方活动。(1月10日《工人日报》)

　　表面上看是用积分兑换福利，实则是坑骗消费者的陷阱。一些经营者冒充品牌客服、模仿三大运营商服务号码向消费者发送短信，用手机话费积分限期兑换、过期清零的“忽悠术”来给消费者制造积分兑换的紧迫感，诱导消费者进入所谓的积分商城，并用大比例的“打折优惠”来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积分“兑换欲”。然而，消费者在这样的山寨积分兑换活动中得到的很可能是虚假打折商品、质次价高商品、假冒伪劣商品、库存积压商品，不仅得不到实惠，还可能会被经营者“薅羊毛”“割韭菜”，既失分，又失财。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有的经营者通过山寨积分兑换模式骗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继而通过出售、泄露、广告营销、不法使用等方式进一步侵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安宁权等权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电信诈骗的目标。

　　诱导消费者进行积分兑换的运营商“李鬼”，踩踏了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涉嫌虚假夸大宣传、价格欺诈、销售假劣商品、仿冒混淆销售。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等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妨碍了公平竞争，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抹黑了被仿冒、被模仿的电信运营商的名誉、形象，侵犯了相关运营商的合法权益。

　　对于此类积分兑换“李鬼”，一定要严防严治。电信服务经营者要通过“大数据+人工”的方式加强对积分兑换类短信、号段的监测核实，一旦发现冒充移动、联通等运营商发送积分兑换短信或涉诈异常信息的行为，及时采取屏蔽、拦截、断链等措施，实时动态封堵，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启动全链条深层治理。

　　主流运营商应联合网络平台对各类积分兑换商城进行排查，对官方兑换商城进行标记，对仿冒的兑换商城进行揭露，向消费者发布警示信息。市场监管等部门还有必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对仿冒兑换商城的治理，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仿冒、售假等违法行为，该处罚处罚，该责改责改，该曝光曝光，该拉“黑”拉“黑”，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充分释放法律的惩戒、震慑、警示、教育、拒止功能。

　　此外，消费者也应在收到积分兑换类短信时擦亮眼睛，多长个心眼，多一分理性和谨慎，少一分轻信盲从，通过官方渠道积极对比、核实有关信息，规避侵权陷阱。

　　只有各方责任主体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从严防治，让积分兑换“李鬼”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积分兑换“李鬼”才会寸步难行，才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

　　漫画/陈彬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